文：梦秋 (中国媒体工作者)
来源：槽边往事
罹难者、废墟、哭泣的人们，表情严肃而疲惫的救援者和军警，所有这一切，充满了最近这一个星期的电视屏幕。
2008年，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幸的。我们这个国家遭受到了20年来前所未见的灾难。但是，无论对于幸存者还是身为这个国家国民的其它人来说，我们见证了新的历史，一个在新的时代里中国的成长历史。她的成长让我们自信而且欣慰。
这个国家在多年的苦难和发展中逐渐变得成熟而且自信了。她的人民，拥有更强的核心凝聚力。她保留了历史所传承的宽容和善良，也在不断学习中被赋予了西方国家公民社会当中的协作和公德等责任感。这是我，作为媒体工作者之一，从地震救灾中体会到的深切感受。
多日来，沈浸在电视报道所带来的深深震撼当中。我和我的同事们编辑了一期地震救灾专刊和一期专栏。每天，我们都要接触到各种触目惊心的图片，需要采访各种地震现场的亲历者。接触到的各种信息，让我们感到悲伤的同时，又感受到希望。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感受到“希望”这个词，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我不想在本文当中重复那些悲惨的故事。我想说到的是，那些给我们带来「希望」的故事。
罕见的地震 快速的应变
对于这次地震的等级，我想，很多朋友已经注意到了这样一个资料：7.8级（5月18日调整为8级）。这是一个罕见的数位。地震等级每相差一个级别，强度相差30倍。这是一个常识。1995年在日本发生的阪神大地震震级为7.3级，6500多人遇难。而本次汶川地震，波及面积之广，地震烈度之高，世所罕见。地震波及面积达到10万平方公里以上。这个面积，相当于两个半台湾岛。半个亚洲都感受到了地震带来的震动。地震造成四川、重庆、甘肃、陕西、云南、河南、湖北七个省区市成千上万人因此罹难。可以说，汶川已经取代唐山，成为中国当代历史上无可取代的灾难性名词。
对付这样大面积的瞬间自然灾害，可以说，政府已经做出了最快的反应。中国历史上的多灾多难，曾经使人们对死亡变得漠然，也因此培养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体系。但是，如果这个官僚体制因为各种原因变得臃肿无能，无法正常运作，这就意味着它不但不能肩负快速反应的职责，反而会成为阻碍救灾的巨大障碍。在这次救灾过程当中，我们欣慰地发现，现在这个政权之下应急反应机制是高效的，也是积极的。
除了地震后几个小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即赶赴灾区之外，震区反应最快的就是军队了。地震刚刚过去14分钟，军队就派出了第一支医疗队。中央对于军队的调动，如指臂使，非常灵活而且迅速。军队的调动成为本次抗震救灾当中的最大亮点。中央调动了据说超过13万大军。除了进行专业救灾抢险的武装警察部队之外，还调动了武警机动师等机动部队。武警38师的师参谋长王毅大校成为带领200人机动分队，冒着大雨和滑坡的危险，20个小时之内徒步行走90公里，率先冲破艰难险阻进入震中汶川。
为了抗震，中央调动还调动了除武警以外的大量正规现役部队。内地6大军区的部队，只有南京军区和沈阳军区的部队没有调动。海陆空三军和第二炮兵（即执行核威慑的战略火箭部队）全部调动了。被派往灾的部队当中，除了富有山地和高原作战经验的13军以及号称铁军的54军等王牌军之外，还有中央的战略快速反应部队，在韩战当中立下赫赫战功的空降15军（即大名鼎鼎的上甘岭黄继光部队）。在短短72小时之内，中央先后通过空运集结了超过1万人以上的军队。这个集结速度，从军事角度上来说，已经非常令人吃惊。在2005年Katrina飓风袭击New Orlean之后，美国军方的反应速度是80个小时。
除了军队的反应之外，医疗系统和公安系统的反应也非常迅速。一些政府机构平时看起来官僚习气十足，此刻效率之高，让人瞠目结舌。成都的军队医院在地震后几个小时就在空地上搭建了野战医院，转移了全部住院病人。政府也全力组织起来，保证水电和通讯的畅通。在几千个通信基站被损毁的情况下，移动通讯在 72小时之内基本上得到恢复，这个简直就是奇迹。而灾区各级政府人员的表现非常值得肯定。许多政府人员，本身家庭就有伤亡，但是一直强忍悲伤，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在这里面，可以列出来的人员就有北川县的县长，公安局局长，武警上校以及许多的干部们。
CNN的报道当中采访了一名当地村党支部书记。他的家属在地震中全部被掩埋，但他一直在负责救援工作的展开，甚至无暇顾及家人的生死。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泪流满面。在手中的对讲机传来最新的信息，他甚至没有来得及擦一把眼泪就转身跑开了。这个场面给CNN的主持人带来了深深的震撼，在好几秒时间里，两个主持人呆住了，相对无言。在5月14日从空中冒死伞降到茂县的15名空降英雄当中，有一位名叫任涛的士官，他的家人就在震中，生死未卜。他还来不及放下心中的担忧，就冒着极大的危险进行了伞降。这种惊人的毅力和镇定，传达给我们这样一个信息，他们是值得相信的人，是值得依靠的人。他们是我们的英雄。
地震救灾可以传达出来的信息之二，就是让我对我们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有了新的认识。之前，我们对整个中国的认识，可以用一个流行的想法加以概括：我们曾经认为，中国自1949年以来，由于专制统治和文革的破坏，整个国家礼乐崩坏，道德败坏，世风不振，腐败横行。中国已经放弃了传统的儒家思想，而又不肯转身投向西方的宗教信仰。信仰缺失，使我们认为，无论国家的经济的发展如何迅速，如果我们没法寻找到合适的信仰，整个中国将成为泥足巨人，随时有崩溃的可能。但是，这次地震救灾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光芒在四处闪烁，可以看到无名的人们用怎样一种坚强的力量维护着我们道德和生命的底线。
舍身成仁 全民救灾
在遇难者当中，有舍身保护学生的老师，有在最后一刻用身体遮挡孩子的幼儿园阿姨；一个妈妈被埋在废墟之下，她身下的孩子只有几个月大。这位妈妈在等候救援的时光里，艰难地用手机记录下了这一条短信：
「宝贝，如果你能活下来，一定要记得我多么爱你！」
这个婴儿在母亲的遮掩之下，毫发未伤，直到有人把他救走。而妈妈却与他阴阳永隔。
在这几天里，多少人无法知道自己亲人的下落，多少人在坚毅的面容之下悄然落泪。但是，在这样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每个人都是国家的长城。我很欣慰的看到，我们国家传统文化中的「仁义」在民间，在老百姓之间继续传承着。「仁」就是爱，爱自己，也爱他人。在别人需要爱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毫不犹豫地付出，从拼死抢救受难者的军人身上，到冒着余震危险的政府总理身上，我们都可以发现“爱”的光芒。
回头看看，当灾区最需要血浆以救援伤者的时候，全国掀起了献血的高潮。我在广州天河城的街头，可以看见排队献血的人长达上百米。一时间，由于献血量太大，甚至超出了许多血站的处理能力，不得不紧急叫停。
「仁」是责任，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开放的媒体和反应迅速的政府，都清晰地阐释了它们在危机阶段对于责任的认识。从军队不惜一切代价打通封堵的道路，可以看见他们对于责任的理解。从那些因为工作职责，而无法顾及家人的医生、护士、教师、工人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对于责任的理解。
在救灾过程当中，出现了许多人性化的措施。全国上下，对怎样救灾，在救灾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全面思考，也是一种责任的表现。地震之后，军队迅速发出指示，要求各部对四川籍战士的情况进行了解，稳定军心；为了防止疫病流行，防疫部门在灾区已经展开了大规模喷洒消毒水的工作。新闻媒体也表现出了高度开放的态度，主动传递各种信息，为离散的亲属提供寻人服务。这也是对社会总体上的关怀，是人对人之间的责任。
我想，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重建国家道德的阶段。不是我们找到了重建道德的精神来源，而是因为一次次的自然灾害，使我们发现了自身血液里传统的精神力量，我们将从这一片废墟当中，发掘可以让我们的文化继续延续千年的精神幼苗。
灾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于灾难的麻木。幸好，我们不再是这样一个麻木的民族。凤凰已经涅盘，我们已经重生。
不能客观：中国媒体工作者告白
作为媒体工作者，我还有许多想要说的感受。在地震之后，我个人的情感已经不容许我采取中立的立场对抗震救灾做出冷漠的评价。的确，西方媒体当中对于地震灾难的报道是平静的，客观的。它们会关注伤亡的数字，关注死者的呻吟，关注许多戏剧性的场面，甚至关注地震当中的阴暗面。但是，如果我采取这种立场，是对我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不是一个旁观者，而应该是救灾人员当中的一分子，哪怕我自己的力量是如此微薄。在整个国家为地震感到哀伤的时候，我不能过度渲染悲情和愤怒，而应该表达别人和我对于灾民的祈福，表达一种不屈不挠的信心。对我来说，这次政府的所作所为，已经接近无可指摘。国际社会的反应，我们港澳台同胞的反应，让我感到鼓舞和感动。
我所能说的，也许只有一句祝福：祝生者平安，愿逝者宁静。
下面集中说明一下我对广泛流传的几种说法的一些解释：
地震能不能预报？
地震本身预报的难度很大。地壳的地质变化，在长期来看，的确存在着一个可预报的范畴，所以长期预报是有可能的。但是短期预报，要将地震时间准确预报到月日，则非常困难。地质运动是一种物理运动，但是这种运动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无法通过既定的数学模式进行推导。中国曾经在1975年预报了7.3级的海城大地震，并进行了紧急疏散。即使如此，仍旧有超过上万人伤亡。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则根本无法预报。此外，地震强度和地震烈度是两个概念。地震的强度目前通用的里特克分级制度来计算，即我们常说的里氏震级。但是地震烈度则是另外一个概念。由于地震分为浅层地震和深层地震，因此即使地震强度很高，浅层和深层地震造成的破坏情况也不一样。这一次的地震和唐山地震一样，属于浅层地震，因而破坏程度特别严重。
此外，还有一些说法，认为事前有一定的地震征兆，政府没有及时进行疏散。这些征兆包括出现地震云，大批动物的异常，例如癞蛤蟆四处乱跑，猫狗情绪不宁等等。事实上，北川县公安局局长和他的几个同事被一条情绪不宁的狗赶出了办公室才幸存下来。而他的一百多个手下，幸存下来的人只有三分之一。
关于依赖地震前的异兆进行疏散的问题。我想，“异兆”是否能作为一个科学的依据以发出地震预警？正如中医的“望闻问切”用以判断一个病人的病因，这种做法在西医的眼中是极其不科学的。我们所依赖的自然科学完全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体系，更加不会依靠非科学的各种“异兆”来判断灾难的发生。对于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来说，紧急疏散相当于一个小国家全面进入了战时状态，因此判断是否可以疏散，需要许多能够互证的科学发现。在2007年台风袭击上海和浙江一带的时候，当地曾经进行过数百万人的疏散。它虽然证明中国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疏散，但是这个疏散是建立在对气象数据的全面正确分析之上，而地震预报与疏散，远远无法达到这个程度。对于那些地震研究人员，我们需要保持一份理解。毕竟，他们承受的压力，要远远大于其余的科学人员。
为什么灾区受到破坏的房子以学校居多？
美联社在报道灾区的情况时，曾经说过，在1976年的唐山地震之后，中国政府推行建筑标准时采用了很高规格的防震措施（building code），但是这个措施是否能够执行很成问题。因此，灾区大量的学校倒塌就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现实了。
对于美联社的说法，我暂时不置可否。我在这儿先说清两个事实：首先，地震发生的时候，正好是各个学校下午开始上课后的几分钟，学生集中坐在教室当中。其次，学校是仅次于影院剧场之外人群最为密集的地方。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学校班级规模相当大。因为教师资源的紧缺，并且在长时间以来难以得到缓解，中国目前的地方公立中学基本上采用大班上课的方式，每个班级的规模学生多达50-70人。我在十多年前中学毕业之前，班级招生法定人数是48人，毕业前整个班级人数已经膨胀到63人。
由于班级规模大，导致教室修建的时候建筑面积十分大。教室的结构又决定了在相当大的跨度之内，不能有梁柱支撑。而且，考虑到教室采光问题，教师左右两侧需要用来开窗户，不能作为承重墙承受整栋建筑的重量。真正的承重墙只能是教室前后两面墙。学校教室大规模倒塌，是有建筑结构原因在内的。况且，据瞭解，倒塌的教室很多都是老式建筑，采用的是典型的砖墙承重，水泥预制板封顶。砖墙的承重能力较差，现在已经基本为人所认识。在1990年代之后，许多新建筑已经改变了建筑结构和材料。在北川中学，一层五层楼的教学楼全部塌陷，它的建成年代是1994年。另外一栋五层教学楼建于2004年，它的最下面两层全部塌陷，而上面三层则保持完整。
然而，即使是新建筑也难逃强烈地震带来的震撼。在本次地震当中，据我们在现场记者发回的报道，北川县政府大楼也倒塌了一半，被视为准军事部门的公安局大楼也损失惨重。都江堰中医院也被夷平。学校之所以受到媒体关注，那是被掩埋在里面的罹难者，都是我们的希望和未来，因此让人感到分外难过！
学校建筑倒塌是否是因为建筑质量问题，还是因为客观的原因，我相信，在众目关注之下，将来一定会有一个让人们可以认可的答案。
为什么没有及时派出空军进行空投抢险？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个事实是，空军不是万能的。汶川地震发生在四川盆地的西北地段，地形极其复杂，属于典型的高山峡谷地段。该地区平均海拔在1000 米-2000米之间，但是群山环绕，地势崎岖。有些高山海拔高度可以达到5000米。这对于用于救灾的直升机来说，几乎已经到了飞行高度的极限。而如果出动固定翼飞机进行空投的话，由于气象条件在灾情发生后两天非常恶劣，不但不能保证空投援助的准确性，甚至连飞机的安全也无法保证。
高山峡谷之间的气流变化可谓瞬息万变。高山切变风是直升飞机的杀手。即使不考虑直升机的安全，很难说，在大雨滂沱，云层极低的天气条件下，直升机能有多少作用，难以判断。
在这次救灾当中，暴露出了中国通用航空业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即使在后来有条件提供直升机救援的情况之下，还是没有足够多足够好的直升飞机投入使用，而且特别缺乏救灾专用直升机。在军队调动了济南军区两个陆航团的情况之下，参加救援的直升机不过百余架。中国还不能生产可以吊运大型救生装备的重型直升机，而且也没有从国外进口类似的飞机。在中型直升机上面，只有20多年前进口的美式“黑鹰”直升机和俄罗斯制米-171飞机。虽然这两种飞机在救灾过程当中表现出了出色的高原性能，但是毕竟其作用受到了限制。
直升机的使用风险是非常大的。1979年震惊世界的伊朗人质事件当中，美国派出解救伊朗人质的8架直升机遭遇沙漠风暴，部分直升机退出，另外有一架直升机与加油机相撞，导致多名特种部队队员身亡。最后被迫放弃所有直升机。在1998年长江流域的抗洪大灾当中据说也有军方的直升机坠毁。这种情况说明，直升机的使用其实有着相当大的限制，并不是如好莱坞电影当中美军直升机那般全能。
对于伞兵的情况也是如此。伞兵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职业。不要看见他们降落时头上的伞花就认为他们很安全。其实伞兵降落的时候地面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许多老伞兵的膝关节和脊柱骨都会受到慢性伤害。而且，伞降的散布面非常大，要集结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在这次抗震救灾的过程当中，从现场以及后来的图片判断，唯一进行的一次伞降是5月14日的15人伞降。图片显示，当时的云层非常厚，在穿破云层之后，伞兵们能够调整自己方位寻找合适降落点的时间也所剩无几。数据显示，飞机的飞行高度是海拔4999米，属于高空跳伞（伞兵们由于战术要求，跳伞高度多在1000米以下）。为了保证降落的准确性和安全性，伞兵们本次伞降没有戴氧气罩和护目镜。想到他们必须在群山和河流、峡谷之间寻找不多的降落地点，我要对这15位冒险空降的勇士们表示由衷的敬佩！
最后，还要对这次的地震救灾提出自己的一些批评。
虽然军队表现了极大的英雄主义气概，将军和大校上校们领先冲锋，拼死命打开了通往震区的通道，但是总体上还缺乏救灾的经验，在突如其来的情况之下，难免有准备不足的情况。从电视画面判断，许多军人和武警战士没有戴头盔即进入救灾现场，这是非常危险的。有部分战士没有手套，全靠双手扒开废墟。还有一点，就是许多战士没有穿军靴，而是穿胶鞋开始救灾。总而言之，军方对于战士的个体保护还不够充分。而且后勤给养保障有不到位之处。许多军人连夜奋战，但是常常吃不饱，甚至没有足够的水喝。这当然和受灾程度太严重，道路不通有关系。
其次，虽然媒体表现出了开放的态度，但是在灾难之后的几天，又习惯性地回到了原来的轨道。虽然不再重复信息封锁，但是那种典型的「把坏事变成好事」，「把救灾当作成绩」的做法，官方媒体几十年如一日并未有所改变，而这一次也不因为汶川特大地震表现得更加明显。地震已经过去一个星期，无数的亡魂在泉下呻吟，媒体应该思考，怎样才能把救灾变得更加有效，怎样才能在不可避免的天灾之下，将损失变得更小。然而，我们看到的是，一次次领导人出现在现场的场面。我绝不会说领导人到现场是作秀，因为他们冒险前行，随时可能遭受到余震。但是，我们更应该把更多的镜头留给普通人，留意他们的伤痛和悲哀，留意他们的乐观和希望。是他们，而不是国家领导人，代表了整个民族存在的未来。
震惊和悲痛当中的责任感
几天来，在震惊和悲痛当中，深深地感受到了我自己的责任感。我无法亲身赶赴灾区，为抢救生命尽我所能。也许我的努力工作，向我们的同胞们解释一些原委，描述一下我们的感受，也是对地震救灾工作的一份责任和义务。
在写下这一切的同时，仿佛看见了7天来无数感动和哀伤的镜头。生命是脆弱的，但是爱心与责任感是强大的。正如一位网友所说的那样，中华民族在灾难中进行着一次伟大的自我救赎。
梦秋是中国媒体工作者，这是他在内地写给香港独立媒体的一手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