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人渣经济笔记
北京朝阳公园的西门是一个灯红酒绿的地方。在我和谷主离开北京的前一天，一个朋友请我们到那里的八号公馆吃饭。回家的路上，谷主对我说：怎么现在谁都能一年 挣几十万上百万的？我给了谷主一个很简单的解释：如果一个人一天三四个电话坚持要请你吃饭，除了关系特别铁一外，这个人多半也是混的不错的。这不是一个有 代表性的样本。
在国内的时间里，我们见了好些年入几十上百万的朋友，我知道他们其实 还不算是挣大钱的，因为他们都还是替人打工的。我们也见了父母和已经成年的孩子挤在十几平米的小房子里，夏天澡都没地方洗的进城务工人员，我知道他们其实 还不是最困难的，因为他们都还有工作。我们看了美轮美奂的奥林匹克公园，还有边上那个号称7星级的盘古酒店（这个地块曾经是著名的摩根中心，北京的前副市 长刘志华的倒台和这个地块关系密切，据说这个地方的房价超过6万一平米），我们也去了时间似乎停止的小山村，老人靠在墙边，注视着“奇装异服”的谷主和 我。
那天，我在那里看NBC直播奥运会的男子马拉松。这次马拉松的特点是，在闷热的 北京，第一集团的人在用异常高的步频领跑。NBC的解说员始终在惊呼，如果大家都这么跑，肯定有不少人要休克。我想到了中国，中国不就是一个正在用百米冲 刺的速度跑马拉松的国度吗？跑在最前面的人在用不可思议的速度在前进，但整个队伍却拉得很长，很多人还远远的落在后面。
严格的说，中国和马拉松还不太一样，马拉松好歹是个公平的竞技场，中国还远不是。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要说的是，即便我们消除了所有的不公平，让所有的人 都从同一个起跑线起跑，让所有的人都遵守一样的规则，中国恐怕还会是一个越来越异质化的国家。很多人觉得中国在两极分化，觉得中国越来越变成哑铃型的身 材。虽然吸引眼球的往往会是最穷的和最富的，让人觉得中国像个哑铃，但我觉得中国其实不是在哑铃化，而是在水桶化，你在任何一个阶层都会找到大量的人群。
很多人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公共政策来逆转这种异质化的趋势，比如说帮助弱势群体，比如说反哺农业，比如说促进地区平衡，我很怀疑这些政策能够真正的改变这种趋势，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该做这些事情。
一个异质化的中国，是悬在中国头顶的巨大问号。我想不出来任何一种已知的制度，能够保证一个异质的社会和谐――民主也好，威权也好。异质与和谐，几乎就是一 对反义词，你把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放在一起让他们生活，不管是他们投票决定家庭大事，还是一个人说了算，大概都不能解决和谐相处的问题。和谐，只能来自于某 种认同，某种宽容。
过去到现在，我们的认同是基于高速的增长，因此大多数人都拥有希望。但恰恰是高速的增长，让我们越来越异质，这就是一个悖论――我们的认同和背离竟然是因为同一件事情。迟早有一天，单纯的增长将不能再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那时，就是挑战中国模式的时刻。
我在焦虑的等待新的共识的出现，中国也许是到了需要一个自己的启蒙者的时候了。
